纪念伟大的周总理

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也就是34年前面的今天，与世长辞。当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形。此外，也模模糊糊地记得，从类似《参考消息》等并不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读过西方人对周总理的评论报道。今天，又是周总理的逝世纪念日。忽然一下子产生了某种隔世感，原来，已经过去了34年了。原来当时的记忆，尽管有些支离破碎，但却已经成为定格在脑海里的历史。于是，决定晚上花点休息时间，翻阅一下西方主要纸质等媒体，如《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等。看看那些西方记者们当年到底说了些什么。这一翻阅不要紧，却读到了很多记者当时写下的对周总理的原汁原味的报道，十分有趣。于是，挑拣些好的段落，简单地编辑一下，给放到博客里来，算是对总理的另种形式的缅怀吧。

首先我读到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周总理的评价。他这样说道，周总理是“the greatest statesman of our era”，即“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最喜欢遣词造句的基辛格使用“statesman”一词，不禁让我想到大学时，有个十分了得的英语教授在课堂上说的话来，他说，不能使用“politician”，而必须用“statesman”，因为前者有“政客”之意，即包含某种贬义在里面。

接着，有评论说，周恩来是20世纪里少有的几位深刻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人之一。能获得这样的评语，的确不易。此外，还有人说，周恩来是毛泽东手下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的设计者，或者套用一句80年代比较时髦的话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也就是说，在他的设计图指引下，中国从两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中，走向独立，并创建了一个新的权力与影响力的世界中心。用西方人当时的话说，中国自从走向独立，并成功地把美国总统迎进门来之后，中国就成为了“潜在的超级大国”。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强国已经崛起作为事实的话，那么，这一崛起的开始，应该属于周总理和毛主席的领导。

西方记者也有毫不掩饰对周总理比较贬义的评论。而这些评论，在当时的国内媒体中就很难读到了。就有记者认为，他很老于世故，工于心计，而且十分有隐蔽性和韧性。其实，他们西方记者是对中国的历史不了解才会说出这样低水平的评价。

不过，更多的媒体认为他既有欧洲著名政治家处理事情的敏捷与娴熟，又会做出一些比较富于戏剧色彩的肢体语言出来。西方记者们在写评论周恩来逝世的文章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其与毛泽东进行比对。多数记者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个诗人，知识分子（这个词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有种怪怪的感觉啊），更是一个战士，而且是个农民出身的战士，所以，不可避免地有些粗俗之气，甚至有些狭隘。反过来，他们则认为周恩来则温文尔雅，甚至可以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旧中国的文人特质。至于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周恩来，认为他温文尔雅，从有些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自认为是因为周恩来曾留学西方，也就是在变相地赞美与认可自己的文化优势。

但也有西方人认为，其实，周恩来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他身上有着西方人少见的非同寻常的耐力，此外，其狡猾程度远非西方人所能理解得了。是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周恩来的，他们使用了“Oriental patience and guile”。

今天，读到一篇李泽厚先生对西方人认识中国过程的报道。他说，西方人要全面了解中国的话，至少还需要100年。其实这话不假。事实上，当周恩来逝世后，就有很有眼光的西方人这样回忆道，正是周恩来在很多场合下，教授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政治领域里的精妙之处。而这种精妙之处，正是来自具有5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古国。对于美国那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里的记者来看，周恩来的确“狡猾到了极点”。据一位上世纪40年代就熟悉周恩来的西方作家（此人叫T-H-怀特）回忆说，周恩来具有这样的能力：他终于可以使我开始理解中国了。其实，也不过就是“开始理解”而已。要全面理解，则应该如李泽厚先生所说，非百年之久不行。

当然，西方人对周恩来的看法，基本上是高度肯定远多于非议。埃德加-斯诺对周恩来就有过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应该说代表了多数西方人对周恩来的看法，那就是，周恩来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建造者”：“a builder, not a poet”。说得真好。而且，甚至有文章这样大胆地说，尽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不过，也应该很公允地说，中国也生活在“周恩来时代”。看来，西方人的很多观点，倒是与我们的多数历史学者有些不同。那时很多西方人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我们有很多历史学者似乎到今天还没有想过或者还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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