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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两起员工坠亡事件。“为什么华为的员工就如此脆弱？中国、世界上其他IT企业为何没有这样的现象？！”
● 华为早就将目标瞄准了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华为员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个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
● 有一种观点，华为有6万人，每年非正常死亡一两个员工，远没到社会上的自杀比例。
《新民周刊》记者 杨 江 李泽旭
当狼性成为一种文化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是非“狼文化”
如果没有“自杀门”，如果没有2007年年底疑为规避新劳动法而闹得沸沸扬扬的7000名员工辞职再聘的“辞工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家曾被人冠以“伟大”二字的公司的企业形象或者说品牌声誉应该不会走入下降通道。
任正非，这个退役军人以类似于军队化的管理方式渗透到企业的每个角落。在他的率领下，华为从1988年的2万元注册资本起步，1992年销售额超过亿元，1996年跃上26亿元，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增幅很少有低于50%的。最新的业绩是，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有72%来自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球电信设备业前五行列。
这样的一个企业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没有人怀疑它在中国IT行业中的标兵地位，因为它纵横国际市场，攻城略地，锐气直逼思科、爱立信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又有很多人将它视为民族企业的骄傲。
但是在“自杀门”与“辞工门”的影响下，华为似乎正在给人一种“人性化丧失”的形象。站在公正的立场，华为可能真的是中国较累的IT企业，但绝对不是一个炼狱，否则它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一个骄人的业绩，也就不会成为精英高地。
自杀，往往都是综合因素累积的结果，因而，将“自杀门”的“罪行”强行推给华为，甚至因而“妖魔化”华为，是显然偏颇的。但一次死亡事件可以说是偶然，在多次非正常死亡后，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企业文化或者内部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早在2007年，员工张锐自杀前，任正非就给党委成员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就是：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由于华为公司至今没有接受采访，我们不知道任正非所说的这个情况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在华为内部，任正非对“狼文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阐述，是1990年代初期，他与美国某著名咨询公司女高管的会谈上。任正非说，跨国公司是大象，华为是老鼠。华为打不过大象，但是要有狼的精神，要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和牺牲精神。
华为公司今天的光辉，普遍被看作是“狼文化”的作用，也许，对于华为这样一个从起步就直面市场压力的民营企业而言，如果没有他所说的狼的这种精神，恐怕早就像他创业初期的那些企业一样销声匿迹。
张立国坠亡后，一部分“狼文化”的批判者更坚定了这样的判断：华为，功，也“狼文化”，过，也“狼文化”，是“狼文化”让华为公司跻身全球电信设备第一阵营，也是“狼文化”将张立国这些华为的员工推向了悬崖。
狼通常被人们与羊对应起来，任正非也说过，“当我们拼死拼活往前赶的过程中，公司就不可能出现太胖的羊、太懒的羊。一个充满危机感，又有敏感性，又无懒羊拖累的公司是一定能生存下来的。”
任正非又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企业家，在《华为的冬天》、《北国的春天》中阐述的危机论，曾引发业界很大的震撼。
代理华为公司公关事务的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对记者说，其实华为内部早就不提“狼文化”，甚至在淡化“狼文化”，“但似乎外界一直抓着这个不放”。
华为员工近一半在研发部门，这是华为最庞大的部门，也是薪酬最丰厚的部门，当然，高薪水往往意味着高压力，高效率。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为员工说，IT行业竞争白热化，压力每个公司都存在，但在华为，员工的忧患意识似乎更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公司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刻不敢松懈。
社会学研究者章友德说，国内企业已经对华为不构成威胁，华为早就将目标瞄准了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华为员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个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
尽管已是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华为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制造业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成本驱动型的价格优势仍然是为数不多的优势中最突出的。因而在那位华为员工看来，华为必须依旧保持着埋头奋进的姿态，必须让员工保持危机意识。
这在不少评论者看来，“依旧保持着十足的狼性”。
“床垫文化”
任正非对自己的团队说，不能只是给高效率的员工高薪，就可以撒手不管其他的事情了，还必须创造条件，让员工从身心上解放自己。他提出要引导员工理解、欣赏和接受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自己解放自己。“员工不能成为守财奴，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丰厚的薪酬是为了通过优裕、高雅的生活，激发人们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地奋斗而服务的，不是使我们精神自闭、自锁。”他在信中说。
“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去，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地乐观，多么地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
接受记者采访的华为员工大多承认，自己不甘落后。这不能说是华为员工的个性，在IT行业，甚至现在的整个社会都具有普遍性。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狼文化”有广泛社会基础，这一点，从书架前有多少人驻足“狼文化”类书籍前可见一斑。“人，生于忧患，你不去拼搏，就意味着被淘汰，这是一个逆水行舟的社会。”某员工解释。
任正非希望员工意识到，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的存在，一个人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满足感，不要不断攀比。不过，这名员工说，公司内部也有一个末位淘汰制，任总曾说过要保持5%左右的自然淘汰率。末位并不意味着能力的欠缺。尽管华为内部传出的消息是，这个淘汰制并没有按照5%的比例严格执行，每年只是1%至2%的幅度。“但我仍觉得身后有一根鞭子。”
关于“床垫文化”，应该说这是华为创业早期奋斗精神的写照，任正非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提及：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员工胡新宇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他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胡去世后，华为再一次重申了有关加班的规定：加班至晚上10点以后，要领导批准；严禁在公司过夜。
不过，按照记者的了解，这项措施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华为自上而下信奉“天道酬勤”，有员工说：“任务在那里，你总不能拖人家后腿吧。”
崇尚强者
任正非不主张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员工的自我解救，而是倡导员工自觉自愿，自我娱乐，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来组织和参与各种活动。他的理由是：公司不予任何补贴，凡是补贴的，只要不再补贴了，这项活动就死亡了……总之释放员工的郁闷，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解决，靠组织是无能为力的。
他在这封信中劝慰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多地忧虑，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我自己就有许多地方是弱项，常被家人取笑小学生水平，若我全力以赴去提升那些弱的方面，也许我就做不了CEO了，我是集中发挥自己优点的优势。”
不过，他也强调：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在这个领导者看来，“克服缺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远远大于强化优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任正非建议华为患有忧郁症、焦虑症的员工，看一看北京景山公园的歌的海洋，看看丽江 街上少数民族姑娘的对歌，也许会减轻他们的病情。“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
张立国坠楼已近一个月，天涯论坛上，很多人重新读解任正非的这封信，既能品味出他对员工精神现状的担忧，又能品味出华为内部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
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说，“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任总的这句话，在我看来很现实，对企业领导者而言，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必须努力，我不能落后。”
“华为是一个崇尚强者的公司。”该员工说，“华为是一个很现实的公司，深圳是一个很现实的城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现实”这个词汇，在采访中不断被人提及，“我能在华为站稳、晋升，就表明我有实力，也就意味着高收入。”不少员工敬佩华为的管理能力，“任总总能让你斗志昂扬，把你的潜力发挥到极至。”
对“自杀门”，华为内部有人认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必然会先体验改革带来的痛苦，而华为又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产物，社会转型期必须体验的痛苦就容易汇聚在华为爆发。
类似的观点，深圳18岁以上市民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在2007年公布的数字是21.1%，位居全国首位，其中抑郁症发生率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为3.1%，深圳平均每年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10人)。
在深圳这样一个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置的移民城市，大量张立国、张锐这样的外来人才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难以得到亲朋的慰藉，承受的压力必须独自消化，容易导致抑郁。
但这些观点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的读解角度，就像你很难从自杀的员工身上找到“狼文化”、“床垫文化”是罪魁祸首的直接证据，你也很难就此给华为企业文化、制度设计开脱嫌疑，否则，一样的社会背景，为何只有华为遭遇了“自杀门”。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会直面公众。但“任正非是一个一贯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公司，要改变一个风格，你总要给他一个时间。”
不少研究者把“自杀门”归责于“华为忽略了对员工应有的人文关怀建设与素质培养”。一位去职员工在天涯论坛上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我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我不想用什么长篇大论说HW体制的种种不好。但我是有情感的，是热爱生活并追求幸福的。”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其实早就请了心理咨询师，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华为内部有人称为“精神导师”，不过，“不是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愿意主动去找咨询师的”。
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深圳另一些企业的重视，在中兴通讯，为给怀孕女员工带来更多温暖，公司特别开辟了孕妇餐厅，并且专门为孕妇设计菜谱。在金蝶软件，公司为每位员工增加了每月70元的活动费，目的是鼓励员工外出活动，比如看看电影。
不过，记者的调查却发现，人性化的管理在引入，员工们却仍在抱怨压力无法缓解。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3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与《新民周刊》记者就华为“自杀门”进行了系统分析。
怎么看华为企业文化？
章友德：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企业更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华为这样的股份制企业，全民持股，员工在企业中的经济地位与掌有的股权多少具有最密切的关联。
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国有企业中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变为了新的环境下资方与雇佣者的关系。资方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把所有的员工看作实现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目的而是变为一个手段了。
应该说，华为是30年来中国企业产权变革的重要成果。经营者责任心更强，追求利润意识更强，较之过去的企业管理者而言，更具有持久的动力。华为走过的艰难的创业道路，给华为所有者或者说任正非提供了一个经验，那就是一切都是在丛林法则中打拼出来的，他因此对自己形成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甚至依赖。
在华为看来，市场化改革、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要靠高收入、精英人才、优胜劣汰。而且现有的业绩在管理者看来更证明了他的企业文化是有效的，并且会通过内部培训强化所有人接受这种文化。
一个充满竞争的群体里，就不会有一只懒惰的羊出现，人人都在奔跑，滞后一步，就会被后者踩死，但前进呢，就是累死。这样的企业文化是缺少人文关怀的。
华为不仅把员工变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且把人的恶的一面，也就是人人都是竞争对手的一面激起了。应该说竞争意识是积极的，但要把握度。
这种竞争意识把人所有的潜能最大限度释放。但人终究不是狼，企业的这种榨取耗尽了员工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牺牲了家庭、健康，淡化了人的情感需要。华为有6万个员工，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这些不同的个体到了这个环境中，必须按照他的企业文化全面适应，每个人的身心都将接受这个新的企业文化的考验。
这实际是一种外部成本或溢出效应，员工本人的过劳、心理疾病、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亲子教育不足等问题，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员工和家庭集中承担了。如果仍然对这种“普遍现象”长期漠视，最终将导致更加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
《新民周刊》：很多人是疲惫的，但显然又是矛盾的，因为满足于这里的收入，满足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一个好企业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章友德：华为的高层正在用一种信念，即，企业有高远的目标，你们每个人都有高远的志向，只有在我这个企业你们才能实现，促动人人都把自己内在的最大的潜能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任何人主观上都是不愿意成为弱者的。但问题是很多人是适应不了的。华为要和国际对手去竞争，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公司，但它不知道的是人家怎样成为那个公司的。是不是都像他这样把人和人变为丛林法则，只有竞争、付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我指的不仅是薪水，还包括人的精神世界。
实际员工可以整合成一个更好的具有协作精神的团队，未必都要剑拔弩张。
《新民周刊》：但为何很少有华为内部员工质疑华为的企业文化？
章友德：我们注意到在他们参加培训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这种企业文化。每个员工在进华为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化的过程，他也是在一路竞争中最终走到华为的，所以他其实潜意识是认同华为这种企业文化的。所以你一方面看到那么多人身心疲惫，但有多少人把矛头对准华为的？外部看法归外部，但是企业内部呢，员工最多说压力大。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新民周刊》：华为的这些精英们为何反倒如此脆弱？
章友德：这涉及“个人的自我预期”，人的需求层次多样化，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华为的员工都是在需求的最高层次上，都是有自我实现预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认为只有历经了华为的历练，才会有自我实现的基础，一是在华为晋升，二是积累基础、资金或者学到管理的经验将来自己创业，甚至一些人进华为就是为了看看任正非是怎么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变为一个国际公司的。
所以，华为的员工都是不服输的，被淘汰的往往被认为是自己适应不了，对于自杀的员工，也往往被其他员工认为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有这种心理的员工，往往都会认为自己不会像张立国、李栋兵这样脆弱，实际上，如果遇到导火索，他也很可能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IT人才多是工科毕业，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导致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整，自我化解、排解压力的能力欠缺。
《新民周刊》：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机制，当个体遇到危机，需要帮助时及时干预。
章友德：但华为是不崇尚弱者的，华为是一个强者文化，把不适应的人看作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甚至体制设置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淘汰。这种文化被灌输、强化，最终都认同后，内部再没有人去指责华为。大家都认为外部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华为，甚至是误解了华为。所以华为一直对外界沉默的原因可能是我内部员工认同我的企业文化啊，而且这个企业是我自己的。
任正非早就说过，媒体说你好，你不要高兴，媒体说你不好，你也不要生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类似的话。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这样一个企业文化训练出来的一支团队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当华为确定了发展目标后会将全部的压力，用企业文化的方式逐层分解，但层层分解目标，很可能最终层层提高目标。你会发现最终压力最大的是刚进来的员工，华为倒下的大多都是这类人。
《新民周刊》：可华为也会觉得冤枉，那些人都不是公司直接原因导致非正常死亡的啊，你可以质疑我的企业文化，但是你不能说我的企业文化就是凶手啊。
章友德：对！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因为是华为的员工自杀了，就说华为是因，自杀是果。那我们又怎么来分析呢？
华为的用工制度其实都是符合规范的，加班给加班费，不拖欠工资，它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员工自己选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是我企业单方选择你的吧，也是你选择了我华为吧。
实际上这样最终把人看作手段了，人的需求不仅是货币，还有生活，还有精神层面的愉悦。但华为把这些都剥离了，转移为员工自己的事情，而且让员工认同了与企业无关，是应该自己来解决的。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产品的外部成本，本来就应该是企业来解决的。
我们不能说员工自杀，华为就是直接因素。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综合的作用，如果炒股、恋爱失败，仍觉得在别的地方，比如公司，感受到温暖，就不会对人生绝望。但问题是，他可能在绝望时，想到的都是工作的压力。
高层次人才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旦认同了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也是把自己当作了手段，他们已经迷失，忘记了生命本身是什么，把自我实现当作了终极目标。
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华为“自杀门”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章友德：一个优秀的企业除了实施经济目标，还有没有其他目标？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目标，除给员工报酬，你还有什么激励，给员工以什么关怀，让员工疲惫的身心得以恢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为，高收入成为企业驱动员工的主要动力，而员工也把金钱看作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高收入成为了克服高压力的唯一动力。
高收入的诱惑，相当多的员工自发地向机器转变。少数个体无法抵挡住团体的裹胁力量，更何况，若干学校有IT专业，你不做有人做，因此即便有很大压力，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
《新民周刊》：华为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譬如任正非的信，譬如安排心理医生，还有禁止员工在单位熬夜。
章友德：这绝对不是提几个口号就可以奏效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设计，这样的倡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除了本身任务的需要，员工之间也唯恐落后，因为你给他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我们承认狼性很重要，华为没有狼性就没有今天。但更要记住人不是狼，在日益人性化的今天，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更不是用报酬和待遇来衡量的。
给狼性文化注入更多的人性元素可能你会成为更加优秀的公司。
《新民周刊》：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很多公司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的扩张，现代科层管理的组织严密性、效率始终是一些企业最重要的着力点，而对于人的思考却常常被淡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被高薪酬化解。
章友德：社会科层制组织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说我把自己变为螺丝钉，需要把我嵌到哪里就哪里，但人实际不是螺丝钉，人有思想。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层制出现，每个分支结构都是为实现组织最大目标设计的。但科层制结构中，工具理性往往忽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价值理性下，人还有其他追求，比如友情、亲情。
企业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没有把人当人看待，你的员工有家庭，有子女，下班了应该是回家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但是现在却是带着一身压力回家。
特别是IT行业，这是过去20年中发展最快的产业，最能体现自我创新的行业，精英的更多进入造成这个行业竞争更加白热化，所有人都更加身心疲惫。
所以为什么这个行业出“自杀门”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有一种观点，华为有6万人，每年非正常死亡一两个员工，远没到社会上的自杀比例。
章友德：我国每10万人中有23个人自杀，这是一个平均数，中国多数自杀者是农村妇女，原因在于农村整体相对贫困，农村妇女文化层次又是最低，没有化解危机的能力。
华为是怎样的企业？员工是精英中的精英。高素质体现在既能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承担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责任。精英阶层代表整体人群前进的力量，你们应该拥有更高的应对能力，但是现在你们的人每年都出事，当然引发我们的思考。
你还没有达到整体人群的自杀比例？你去看看其他企业是否有你这样的比例！
个体自杀的原因注定有很多谜，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由这个现象引发思考。从自杀个体分析华为，可能冤枉你，但从社会角度关注你华为，你一点不冤枉。
关注你还是对你的爱护！何况你的“狼文化”本身充满争议。
刚刚走出“辞工门”风波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又卷入了新一轮的“自杀门”风波。之所以说“新一轮”，是因为这家堪称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在2008年的这个春天，十天内连续发生两起员工坠楼身亡事件。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就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直接导致了这些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但这些事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若隐若现看到华为工作压力与内部环境的影子。
一家业绩骄人的企业，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以至连这家企业的老总任正非都不得其解。我们不禁担心，华为怎么了？
这又是一家以“狼文化”闻名的企业。关于企业文化，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甚嚣尘上的是“狼文化”。我在国内的很多书店，尤其是机场的书店内，总能看到有关狼文化的书籍前，总是围着一群求知若渴的人，我的样本调查结果是，他们多是商界人士以及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与早前几年人们的追捧不同，这一年多来，人们逐渐开始对狼性文化再思考。这当中，或许有华为员工不断出事的刺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要生存，就是要在人性中灌入那么一点狼性。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一点现实主义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或者接受的。“狼文化”也并非华为的专利，狼性之所以被提高到文化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但我们生活在人间而不是狼间，追崇狼文化显然是不妥的，或者说有点反人性的。不妨把眼睛闭上，想想狼那双散发幽幽绿光的眼睛，威胁与冷漠，撕咬与竞争……
人性中过多渗入狼性，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友善与关爱。而友善与关爱，恰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维生素”。过度渲染狼性文化还体现出一种可怕的工具理性。人不是工具，人，是相互取暖的动物，我们要的是人间的温暖，绝非狼间的冷漠。
我们无意于指责就是“狼文化”扼杀了这些员工，将员工的非正常死亡强加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上，也是偏颇的。
思考“自杀门”的意义在于，它考验的不仅是华为，更多的企业应该通过这个“门”去思考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建立怎样的企业文化。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该反思的除了华为，还有你和我。(杨 江)
迷雾中的华为“自杀门”
确切的消息是，张立国是华为近年来第六个意外身亡的员工，被指为以讹传讹的消息是，这是华为第三十八起员工意外身亡事件。
3月22日晚间，代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关事务的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几位客户经理与记者相约上海静安寺。由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尚未正式回应记者的采访要求，这次会面，双方只能在非正式采访的环境下展开讨论。
观点的交锋时有高潮，议题重点是：“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为何接二连三？华为、公众、媒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解读华为‘自杀门’？”
10天之内的第二起坠楼事件
“在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公布前，对华为公司的用工制度、企业文化进行铺天盖地的文诛笔伐恐有不妥。”这是几位客户经理的看法。
不过，当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以给人“规律性”的印象频频发生，加之在应对此种公关危机时华为公司一贯的低调，对公众而言，华为的嫌疑在不可避免地叠加。
“作为企业的老总，任正非是不希望看到员工的意外的，我想，他应该是在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某经理介绍，“据我了解，华为公司为缓解员工精神压力已经推行了不少措施。”
几位客户经理对近期媒体、网络的热议很有想法，他们的意见概括起来是：争议是难免的，讨论是必需的。但各方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客观的，华为期望建设性的评论。
此前两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坂田园区，36岁的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从公司食堂三楼纵身而下，当场坠亡。由于张立国意外身亡尚在警方调查期间，家属与公司间的善后处理也在协商，张立国的遗体至今躺在殡仪馆。
这是华为10天内发生的第二起员工坠亡事件，张立国出事前9天，华为公司成都员工李栋兵从研发中心楼跳楼自杀。
连续两条人命的惨烈而去，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拖进了新一轮的舆论漩涡，备受争议的“狼文化”与“床垫文化”再次成为焦点。
确切的消息是，张立国是华为近年来第六个意外身亡的员工，被指为以讹传讹的消息是，这是华为第三十八起员工意外身亡事件，后者，华为公司至今未予澄清或者证实。
2006年5月28日，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胡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2007年7月18日，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的他，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并两度想要辞职，为此父亲两度来看望劝说。但在父亲第二次来到深圳时，张锐选择了以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
2007年8月11日，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七楼跳下身亡。
2007年12月5日，在深圳华为工作的乔向英起床后进入洗手间梳洗时突然倒下猝死。
2008年2月26日，成都华为研发中心的李栋兵从四楼纵身跳下。后查系因个人情感问题自杀。
2008年3月6日，张立国。
六起意外，四起系自杀，是什么导致这些年轻的IT精英们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了却此生？
“为什么又是华为？为什么总是华为？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张立国姐夫曹先生的这一连串疑问代表了外界普遍的质疑，尽管这些意外事件中，目前尚无一起有直接证据表明华为的企业文化、用工制度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为什么华为的员工就如此脆弱？中国、世界上其他IT企业为何没有这样的现象？！”曹先生愤愤而问。
没人围过来，毕竟吃饭要紧
3月14日，深圳，闷热有雨，某经济酒店602房，张立国的姐夫曹先生气愤地直拍桌子，“说我们家属现在回避媒体，甚至威胁媒体，我这不是接受你们采访了吗？我是骂了那个记者，谁让他报道张立国是自杀的？！警方至今都没有这样结论。”曹右手一挥，“我当然不再接受他的采访。”
之所以对“自杀”如此敏感，是因为家属认为张立国的死实在蹊跷，“他怎么可能去自杀呢？！”曹提醒记者，“如果自杀，他为何从三楼跳到二楼？为何不从更高的楼跳下去？”
3月6日的早晨，张立国突然跑到了华为坂田园区所在辖区派出所，按照警方与华为公司对家属的介绍，张当时精神错乱，一会说有人要追杀他，一会又说自己做错事了，要自首。根据张立国身上的工卡，警方通知了华为，“华为派人把他接回了公司，派了两个人陪护他。”曹介绍。
中午12点左右，三个人去F2食堂吃饭，一种说法是看护人员排队打汤时，张立国突然跨过栏杆坠落二楼，“总之，公司监护不当”，曹说。
他壮实的身体猛烈撞击在餐桌椅上，将椅背砸碎，折断的肋骨刺穿了他的心脏，如此前几次员工非正常死亡，张坠楼的消息同样在第一时间被华为员工发布在网络论坛上，继而被媒体获悉。
目击者如此描述：
四周有警戒线，来了两个巡警，但是没有不准围观，没有驱赶，至少我离开时没有。周围3米远处就是四周静静吃着饭的各位员工，没人起身离开，没人多看一眼，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再远点就是各个食物流水线上等待打餐的长长队伍，没人围过来，毕竟吃饭要紧。掉个人下来算什么，咱见多了。根本谈不上围观，加上警察和我，周围在看的人不到10个，这是我在整个场景中最觉得震撼的地方犇侵掷淠、麻木让我觉得好冷
20点下班时，我又独自一人来到一楼此兄台当时坠楼地面处，此时只有几个大妈在洗碗拖地，昏暗的灯光下，我走了过去，但是我已经不知道确切是哪张桌子了，因为损坏的椅子已经换了熕俣日婵彀。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看上去还是那么整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样式。
春节回家看了几则新闻，哪里出了车祸，亲朋好友会在出事地点烧香烧纸钱，可是这里，连一点点痕迹都已经没有了，更不用说纸钱了，明天一样会有人坐到那位置上吃食，我只能说“兄台，一路走好！”
“你看看，这是怎样的公司，一个人死了，边上的人继续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曹先生惊讶。
张坠楼后，华为公司立即电话通知了远在黑龙江的张立国的妻子，“怕我们情绪激动，公司说张立国突然脑出血。”曹先生告诉记者，隐约不安的家属们立即从各地赶往深圳，上飞机前，张立国的七弟上网发现张立国是坠楼身亡了。
“他有个一岁多的女儿，很可爱，家庭和睦。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华为的收入是很高的，具体数字我不必说，但你是做记者的，我可以说，你的收入比不上他，”曹先生说，“生活方面没有啥变故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家属后来请教了专家，“我们认为他坠楼是非本意的，比如说，一个人喝醉酒了，从这个酒店的窗户摔下去死了，你能说是自杀？”
“可是，3月6日之前，张立国无任何精神异常，5日晚上还和妻子通电话询问孩子的感冒好了没有。”曹先生不解，“怎么一夜之间就精神错乱了？”
老东家的悼文
掀开白布，七弟一眼看到了张立国未瞑的双目，更生疑惑。36岁的张立国生于黑龙江一个贫困的村庄，姐弟七个，排行老四。“当时家穷，弟兄们隔一个念书，只有二哥、四哥和我念了书。”
七弟介绍，张立国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书念得最多，当时几乎是倾全家的力量在支持他，等七弟考进大学，张立国已经开始工作，“一直由他供我念书。这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样扔下妻子女儿不管？”
张立国毕业后在黑龙江工作了两年，后来到深圳，姐夫介绍张已经在IT行业工作了近十年，“如果说IT行业的人压力普遍比较大，那他在别的公司怎么没有精神错乱？闯了这么多年，一到华为就崩溃了？！”
在张立国坠楼6小时后，华为内部邮件系统发放了一份一百多字的通报信，表示公司对张立国的意外非常痛惜，同时对其家属和亲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第二日，张立国的老东家，也是华为公司在深圳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某部门领导给员工发了一封题为“悼念张立国君”的内部邮件。2005年3月到2006年9月，张立国在该公司研发体系有线研究院网管平台中心传输网管开发部工作。
这篇号称“解大家之惑”的悼文称，张立国曾担任部门宣传委员，热爱摄影写作，志趣广泛，拍摄过许多部门活动照片，是一个古道热肠，富有生活情趣之人。由于其有一段在小公司的人事纠葛经历，为人较为敏感，偶尔有些情绪化，也曾要求过更换科室和项目组，但经部门和科室多次细心沟通和思想政治工作，加之各位同事们的包容理解关怀，其情绪长期基本稳定，更为爱岗敬业，呕心沥血，誓言做出成绩回报领导知遇之恩和同事包容之情，长期加班加点，还经常周六过来，甚为认真，获得过部门爱岗敬业模范荣誉。
悼文介绍，张立国后来在2006年9月因为想回老家工作，并计划生育小孩，故而执意离职。对此，张的姐夫与七弟都予以了证实，“他想自己创业，但是后来由于资源、资金的困难，没有成功，有了孩子后，又回到了深圳。”
2007年9月1日，张立国给这位悼文的作者“黄部长”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回中兴通讯工作：我怀念公司，因为她的精神和企业文化，还有浓重的人文气息，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里，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们，如果您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想我会非常珍惜，好好努力工作，同各位同事处理好关系，完全融入这个集体，为公司和部门集体贡献力量，专心工作，不离不弃，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我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这段回老家的日子，有个自己的小宝宝，生活的磨练，也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我想念这个集体，所以在老家生完了孩子后，还想回到这个集体中来，不知您是否还接纳我这个游子？
对这封信，黄部长在悼文中说，“恳切之情溢于言表，真诚之挚，感怀于心，令人感动，犹如迷途的羔羊终究找到了回家的归途。可当时部门已然超编，且公司下半年已经冻结人事编制，故而答复其等待机会，静候佳音。”
悼文直指华为公司的工作氛围，“张立国君初为人父，有了‘生活的磨练’，‘也是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可如今还是‘幼稚’了，竟不顾上有老下有小，愤而撒手 其在H公司的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君在信中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就会不离不弃，不会再幼稚地处理事情，不曾想，君连这样的工作氛围在H公司竟没有圆梦，还是一人离之弃之了……归来吧，游子！其本可以在2008年回归部门，但却被非和谐的氛围和自身的刚烈给断送了。”
这份悼文以及随后附上的张立国的信流至网络，引来诸多唏嘘，也有人质疑中兴通讯在对华为公司落井下石。
“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南方雪灾，华为公司组织募捐，他还分两次捐了一千多元。”姐夫曹先生说。
张立国坠亡后，中兴通讯的部分旧日同事看望了张的家属，并送上了捐款，“可是华为的员工没有。你就可以看出两个公司的人文环境……”曹先生说。
累，心很累
602房对门传来一阵幼儿的啼哭，那是张立国的遗孤。张坠亡后，人们调看了他的博客，张多次提及这位“亲亲的宝贝”。
在未能如愿重返中兴通讯后，张立国还是在10月份毅然回到深圳，至2007年11月26日进入华为公司，其间经历了两个月的创业期，他所有的博文都在此间写下，家属读到了他的心迹，心酸落泪。
《又回到深圳》(2007-10-07)：含泪离开了我的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女儿，心情复杂，生活需要我继续打拼，需要我开创自己的事业，需要我每个月都要挣钱养家，不得已又回到了深圳，还有我已经习惯了她的生活方式，我已经深深融入到了她的血液，变成了她的一个分子，虽然还是租房子住，每天去挤公交车，甚至为了省钱去坐免费的bus(巴士)，受司机的白眼和冷嘲，但我还是回来了，回到了我熟悉的深圳，热爱的深圳，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苦处，我都要忍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去挣每一份辛苦的钱，我都要一如既往地打拼下去。
《创业日记》(2007-10-11)：我这个人有些闷的，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性格，做事稳健而有条理，理智多于激情，这样的性格不知是否适合创业，但我还是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不管风雨如何，都要走下去的。我独自走在创业的路上，没有扶持，没有帮助，没有关怀，一个人，毅然地前行，前面是否有锦绣的鲜花和掌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北极星那一点点的光辉，是我前进的方向。
张立国似乎一直在孤独地鼓励着自己，他甚至富有诗意地写道：在路上，只为了尊严地活着；在路上，只为了相亲相爱的人；在路上，只为了亲亲的宝贝。
10月11日这天，他还发了另两篇博文，描述了经济的窘迫：经济出现了紧张，我开始节约，这一段时间来，都是泡面、咸菜，有时吃顿米饭和青菜算是改善生活了，不过我还是很乐观，这又使让我回忆起上学那段艰苦的时光，一整天只6两米饭，两份的半个菜，一共4毛钱，有时早餐是不吃的，为了省钱，同学聚会和老乡聚会是从来不参加的，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现在的日子，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还有得泡面吃，还有得青菜吃，还能解决吃喝的问题，选择了创业就是意味着未知结果的旅行，我还是保持乐观的心，快乐地向前走。
“当没有关怀和理解的时候熚一鼓茏叨嘣订t”在同一天的另一篇题为“累，心很累”的博文中他写道。
人们从他的博客中读到了这位期望创业成功、改善生活的青年IT精英的不易与坚韧，在深圳——这个以实力博弈的现实的城市——穿梭着大量他这样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贫苦出身的有志青年。
一个多月后，张立国加盟华为公司，用七弟的话说，也算是创业成功了，“他没有想到能进华为公司，因此非常开心，给我们几个打了电话。我们都替他高兴，华为的收入那么高。他很快升为专家级工程师，可见华为对他的认同。”
曹先生说，3个月间，虽然张立国和亲属提过几次在华为工作压力大，“他说，下班脑子里还是电脑。我们调查，3月4日、5日，工作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曹先生说，但他不肯透露详情，“我们不想干扰警方调查，必要时我们会亮出证据！”
不过，正如七弟的疑惑，工作上的压力或者不快，应该不致让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张立国精神崩溃以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刚刚开启的美好人生。
华为依旧沉默不语
3月的深圳早已是春意盎然，张立国在这样一个鲜花绽放的季节，谜一样地精神错乱，谜一样地飞身而下，激起的是漫天的猜测与争议。
华为公司这几年似乎卷入了一个“自杀门”的怪圈，我们都知道华为有个著名的“狼文化”，我们又都知道华为有个独特的“床垫文化”，尽管谁也无法认定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就是“罪魁祸首”，但不少人已经根据先前的经验作出了“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导致了员工自杀的推论”。
人们渴望得到真相。只是，华为公司继续保持着一贯的低调甚至是沉默，“这是一种强势的沉默，还是一种高调的冷漠？”有人质疑。
华为坂田园区，平静早已恢复，偌大的园区，看上去更像个高校，某华为员工纠正，“是更像一个研究所才对。”
一名新进员工对张立国的坠亡表示可惜，“华为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可怕，压力哪里都有，关键自己要学会调节。公司现在也很重视员工精神健康，我前阵子加班晚了，主管还督促我回去休息。”
他如此理解连续多起员工意外身亡“你看社会人群自杀率多少，华为几万人的公司……”
社会上对华为“狼文化”与“床垫文化”的理解，在他看来有偏差，原因主要是“外界对华为不了解”，“华为一贯的低调是导致不了解的一个原因。”
不远处，另一名员工在草地上独自踱步，他说这是他工作间隙的放松方式，但他拒绝谈论张立国坠亡事件，“我不想惹麻烦，你没有工牌进来，保安马上会发现你的。”他提醒记者两边楼顶上的摄像头。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已经将记者的采访函递送华为公司相关部门，但至今记者仍未接到华为公司的回应。
从坂田基地回到住处，打开电脑，网络上对华为公司的文诛笔伐仍在继续。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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